唐朝唐玄宗时期，为何被安禄山的三镇兵马就赶出长安？

注：本文涉及到太子李亨（即唐肃宗）的称呼时，一律使用太子李亨，而不使用唐肃宗。否则称谓前后变化，会增加读者们的阅读成本和理解成本。

当哥舒翰投降安禄山，安史叛军得以攻克潼关之后，整体局势似乎已经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攻克潼关之后，长安就是唾手可得的。

可万万没想到，安史叛军毫无远见（传统史书说法），居然在攻破长安之后驻足不前，眼看着唐玄宗逃到了蜀地，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逃到灵武。

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对于史书的这种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既然万里长征只差最后一步就走完了，无论多傻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必须走出这最后一步，否则前面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可在传统史书的记载中，安史叛军的万里长征都快走完了，大唐皇帝和太子近在眼前了，他们却始终不愿意走出最后一步。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看见了一粒漂亮的芝麻，于是决定丢掉手中的西瓜，先把芝麻捡起来。

你们信吗？

我的观点很简单：当我们发现历史当事人犯了无法理解的低级错误时，千万不要居高临下地嘲讽他们，这不仅无用，更显得我们水平不高。

能在一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人，无一例外全都是人雄。我们是什么人呢？一群普通人而已。

当人雄犯下了低级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警惕：连他们都会犯的错，如果换做我们，岂不是早就步步错了？

传统史书之所以会把安史叛军停止进攻长安一事归咎于他们目光短浅，完全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却并不是传统史书的编纂者真这样认为。

安史叛军没有选择乘胜追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

我为什么敢这样肯定呢？因为传统史书的记录前后矛盾。

按照正常逻辑判断，当安史叛军把大唐皇帝打得仓惶逃离都城之后，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讲，都可以称得上是空前胜利。

但是在取得这种胜利之后，安史叛军在西北地区的表现如何呢？非常差劲。

当安史叛军不战夺取长安城后，曾试图夺取紧挨长安城的扶风，结果让一个县级***（陈仓县令薛景仙）打得抱头鼠窜。

要知道，此时的太子李亨还没有抵达灵武呢。

太子李亨抵达灵武后，叛军再次率军攻打扶风，又被薛景仙打了个落花流水。

经过这两次事件，薛景仙获得了太子李亨的看重，从县级升至市级，后又升至省军级。

戊申，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余级。庚戌，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守将，克扶风而守之……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以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扶风距离长安只有两百里左右，组织抵抗的人物只是一个县令。

就这种次核心地区，这种人员配置，都能两次把安史叛军打得灰头土脸。如果唐玄宗愿意固守长安，安史叛军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

唐玄宗弃守长安，和太子南北分开，不是因为安史叛军势大，而是因为内讧。

换言之，安史叛军拿下的长安是大唐政府的馈赠，而不是他们有多么了不起。

也许有人会说：“扶风这种小地方，安史叛军并未放在心上，一时大意才被薛景仙击败两次而已。”

这种观点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扶风的战略价值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安史叛军夺取了扶风，就等于卡住了大唐西北军区的咽喉，因为整个江淮地区的物资，都要通过扶风进入西北。

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太子李亨为什么要北上灵武呢？因为他的基本盘在西北军区，他迫切需要取得西北军区的支持。

可如果安史叛军夺取了扶风，太子李亨就算抵达了灵武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久之后，扶风更名为凤翔。对于了解五代十国的朋友而言，这个地名应该不用我多介绍了，那真可谓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地区。

扶风如此重要，安史叛军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呢？又怎么可能会一时大意呢？

除了扶风之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西北地区，安史叛军占领的重要城池只有一个长安，那还是唐玄宗主动放弃的。

除此之外，西北地区相对重要的城池，安史叛军一个都拿不下来。

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安史叛军只占据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地区，面积大概有二百平方公里。

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

而在某一段时间内，只要出了长安，立刻就能在许多周边地区看到大唐的旗帜。要知道，此时的太子李亨还没有称帝呢，帝国的皇帝还是那个被污名化的唐玄宗呢。

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

就凭安史叛军的这种表现，谁还敢说他们是凭借真本事拿下的潼关？谁还敢说他们不立刻攻打长安是因为目光短浅？

这分明是实力不足，只能等对方主动放弃。真要把唐玄宗等人堵在长安，那接下来只能血战一场了。

安史叛军有这个能力吗？显然没有。

后来，太子李亨登基称帝，并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准备，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反攻，三天之后就收复了长安，二十多天之后就收复了洛阳。

在大唐帝国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在封常清和高仙芝临阵脱逃的前提下，在哥舒翰轻敌冒进的前提下，在大唐中央政府即将内讧的前提下，安史叛军的推进速度非常快。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四个前提，安史叛军才能极其凑巧地拿下长安。

可我们看看西北军，他们哪有什么凑巧呢？一路硬桥硬马地拿下，所花的时间和当初的安史叛军差不多。

什么是实力碾压？这才是实力碾压！

看看这个速度，我们大概也能明白一点：唐玄宗为什么一直提防太子和西北军区？因为西北军区实在是太强了。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奇怪：“既然西北军区可以用实力碾压安史叛军，太子李亨又为什么要准备一年之后才大举反攻呢？更重要的是：他还向回纥借兵了！”

这件事的关键点就在于回纥和吐蕃这些外族身上。

大唐为什么要设置西北军区？为什么要把精兵强将全部往西北堆？就是为了防范回纥和吐蕃的入侵。

很多人在说起明朝的时候，总喜欢说“天子守国门”，把这种行为看做明朝专属。

事实上，哪朝哪代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

西汉王朝的大敌是匈奴，所以西汉的都城在长安；北宋的大敌是辽金，所以北宋的都城在开封；唐朝的大敌是回纥和吐蕃，所以唐朝的都城在长安。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不能把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分开，否则一个国家两个中心，早晚会惹出大乱子。

长安的丢失原因，主要是大唐皇帝和太子即将产生内讧。当太子李亨决定反攻安史叛军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接受帝国西部版图即将大幅度缩水的现实，这才与回纥和吐蕃达成默契。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当太子李亨决定东进收拾安史叛军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被安史叛军、回纥和吐蕃联手打崩盘。

很多人都说，回纥的四千精兵进入中原，立刻就能让安史叛军闻风丧胆，可见他们的战力太强了。

这话对一半，前半句对，后半句不对。

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和盔甲很少出现代差，同兵种之间的战力差距不像***时代那么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夸大回纥四千精兵的战力。

回纥四千精兵之所以能让安史叛军闻风丧胆，不是因为他们的战力，而是因为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战略意图。

对于安史叛军而言，当他们看到回纥四千精兵的时候，立刻就会明白：大唐西北军区已经与回纥和吐蕃达成了默契，免除了后顾之忧。

在这种背景下，回纥四千精兵算得了什么呢？拥有绝对优势的西北军区才是狠角色啊。

现在，这个狠角色马上就要朝安史叛军出手了，他们怎么可能不怕呢？

我用二战给大家举个例子：当德国与苏联在西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德军突然发现有一支挂着日军番号的部队与苏军共同作战，他们肯定也会立刻闻风丧胆的。

因为日本是德国的盟友，可现在这个盟友居然和敌军站在了一起，这意味着苏联的东部战线已无任何忧虑，随时可以调兵到西部收拾德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是这支日军的实力强大呢？还是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更可怕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有回纥和吐蕃的掣肘之外，太子李亨其实还有一个顾虑：他也担心自己无法控制西北军区。

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一再说：唐玄宗根本不是老年痴呆，而是太自私，他把自己的皇位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可我们看看太子李亨的所作所为，其实和唐玄宗没什么两样。

唐玄宗在位时，一直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所谓“奸臣”来制衡朝堂，太子李亨登基之后，立刻用大太监鱼朝恩来节制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众多军方大佬。

其实在大规模反攻之前，太子李亨也曾试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反攻，但他始终让一些文职***节制西北军将帅，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

其实唐玄宗也好，太子李亨也罢，他们之所以迟迟无法平定安史之乱，绝不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始终要分心他顾。

从唐玄宗到太子李亨，他们一会让文职***指挥西北军将帅打仗，一会让大太监节制西北军将帅，一会又频繁干预前线行动。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标准的“外行指挥内行”，焉能不败？

可问题是：如果不这样做，无论是唐玄宗还是太子李亨，他们都担心前线兵变，因为西北军区实在是太强了。

不把这些军方大佬收拾妥帖，无论是唐玄宗还是太子李亨，晚上都是很难睡着的。

唐玄宗和太子李亨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呢？其实是对的，因为人这种生物，天生就是得寸进尺的。

当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时，河北地区依然是乱糟糟的，为什么呢？

这绝不是西北军区没能力平定河北全境，而是他们开始养寇自重，当安史叛军希望有条件投降的时候，他们全部接受。

按照他们这种玩法，河北地区能安定才怪。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玩法，使得藩镇之乱很快拉开了帷幕。

安姓的现代名人？

安贞焕，安在旭，安又琪，安七炫，

安贞焕（???，AhnJung-Hwan），1976年1月27日出生于韩国京畿道坡州市，韩国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前锋，现已退役。

安贞焕职业生涯曾先后效力于韩国的釜山大宇皇家足球俱乐部、意大利的佩鲁贾足球俱乐部、日本的清水鼓动足球俱乐部、横滨水手足球俱乐部、法国的梅斯足球俱乐部、德国的杜伊斯堡足球俱乐部、韩国的水原三星足球俱乐部、中国的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1999年11月，安贞焕获得韩国K联赛最佳球员称号。

唐玄宗时期武将没人了吗，为什么让安禄山一个人兼任多个节度使？

谢谢邀请。

一句话：玄宗喜欢。

在专制时代，一个人见用与否，完全取决于主要领导的好恶。就像相声里的那句谑语：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那么，安禄山是如何博得李隆基的宠爱和信任、并得到朝臣的一致认可，完成“独领三镇”伟业的呢？

一、李隆基的视角

天宝元年是大唐国运的分水岭，是李隆基执政的分水岭，也是他人生的分水岭。

之前，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励精图治；之后，他忠奸不辨、刚愎自用、耽于享乐。

先说一下“忠奸不辨”。李林甫就不用说了，仅“独相十九年”这一条，就足以秒杀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名相。而对于安禄山，不用说之前的一系列反状，即使当叛军打到洛阳的时候，李隆基还一直认为：禄山是个好同志！

再说刚愎自用。从“唐隆政变”到“先天政变”到“开元盛世”再到天宝初年，李隆基几乎没有犯过明显的错误，这让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并且将一直英明下去。于是，从此他再也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名相张九龄和名将王忠嗣都是由此被疏远和弃用。

最后说“耽于享乐”。李林甫独相是一个信号：他自认为已经把帝国从内到外打造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以后只需要一个听话的管家打理一下就行了。于是，“林甫奏太平无事，以巳时还第，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而李隆基则整天拉着杨玉环，泡泡温泉、吃吃荔枝、开开party。

这三个方面彻底蒙蔽堵塞了李隆基的视听。发生在天宝九年和十年的两次征讨南蛮閤罗凤的战争最说明问题。因为南蛮质子私自逃跑，李隆基大怒，两年内，由杨国忠先后派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讨伐，结果大败亏输，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然而，杨国忠却都隐瞒实情，把大败说成大胜（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因为杨国忠正大受其宠，所以竟然没人敢和玄宗揭发这件事（凡举二十万众，弃之***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二、安禄山的个人因素

平心而论，安禄山确实有两把刷子。

有胆。开元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安禄山因偷羊被捕，将要被杀的时候，他大喊道：“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结果张守珪见其相貌异常（肥白），竟“壮其言而释之”。这一点与前辈韩信、李靖如出一辙。

有勇。“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拔为偏将……二十八年，为平卢兵马使”。

有心机。杨国忠善于揣摩上意，并以此上位（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在这一点上，安禄山也不遑多让。他拜杨玉环为母，每次晋见，都是先拜杨玉环后拜李隆基。玄宗很奇怪，询问原因，安禄山憨憨地回答说：俺是胡人，先知有母后知有父（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大悦”。不仅如此，晚年的安禄山很胖，重三百三十斤，走路都得别人搀着。但是一到李隆基跟前，就像打了鸡血，“作胡旋舞，疾如风焉”。于是，“玄宗益宠之”。

三、朝臣的助攻

李林甫。“十载，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也就是说，李林甫以宰相并遥领朔方节度使。而以节度使入相，在开元年间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人都是如此。李林甫想独霸宰执，就得堵住原来节度使入相之路。于是对玄宗建议道：文人为将，都贪生怕***，不如用寒族和胡人，因为胡人善战有勇，寒族无法结党，“帝以为然”。从那以后，高仙芝、哥舒翰等人“皆专任大将”，后来安禄山作乱，就是因为专任大将、统兵太久的缘故。

杨国忠。玄宗一朝，独相的只有两个人，除了李林甫，就是杨国忠。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杨国忠的受宠程度。但是，就这么受宠的一个宰相，当他说安禄山坏话的时候，李隆基竟愣是不信（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杨国忠铁了心要把安禄山扳倒，“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晋见，哭着对玄宗说：我是胡人，不识字，皇上经常越级提拔我，结果遭到杨国忠嫉妒，一直想置我于***地。这么一闹，李隆基不仅没把安禄山怎么着，反而“益亲厚之”，又把他擢升为左仆射后才让他回去。不仅如此，此后再有人说安禄山谋反，李隆基就把这个人绑送给安禄山（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越告越信任、越升官，这是杨国忠所始料未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杨国忠的步步紧逼加快了安禄山造反的步伐。

其他朝臣。除了李、杨二人，其他人的神助攻更让安禄山水涨船高。“（安禄山）性巧黠，人多誉之……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玄宗益信响之”。采访使张利贞常受其贿赂，黜陟使席建侯也说安禄山公直无私；裴宽因安禄山接替离职，而李林甫也正一味地迎合玄宗，他们都一起说安禄山的好话。“十二载，玄宗使中官辅璆琳觇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这些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所以，他更坚信安禄山是好同志。

四、对祖制的破坏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

其实，为了防止武将携兵自重，唐初就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防范措施，比如“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不专任，而且还“以重臣领使以制之”。但是，这些政策到玄宗时就全被破坏了，像前面提到的李林甫就遥领朔方节度使，名将王忠嗣兼任四镇，而安禄山更是在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任上达十一年之久，“十载入朝，又求为河东节度，因拜之”，其势力盘根错节且根深蒂固，让他形成了充分的造反底气。

所以，安禄山能兼任三镇节度使，并不是因为大唐无人可用，也不是因为安禄山能力过人，而是李隆基昏聩的结果，是李林甫等人对原有体制破坏的结果。而由此引发的“安史之乱”，实属玄宗君臣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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